您现在的位置: 皇马娱乐官网 >> 行政管理论文 >> 国际政治论文 >> 正文

"耶稣教会精神"在当代社会中的影响

时间:2016/12/4栏目:国际政治论文

  "耶稣教会精神"在当代社会中的影响

  一提到资本主义精神,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起马克斯·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述。在他看来,新教伦理的精神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也为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正当性的论证。然而,人们却忽视了另一种资本主义精神,一个与新教伦理对立的精神--"耶稣教会精神",即一种模仿精神和顺从精神。这是自马克斯·韦伯以来被人们忽视的资本主义精神。在这里,我们要分析新教伦理的精神与"耶稣教会精神"之间的对立,从而说明这种"耶稣教会精神"在当代社会中的影响。

  一、另一种资本主义精神是什么样的精神

  一般来说,人们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精神是韦伯所说的那种资本主义精神,即用一种理性核算的方式来获取利润的精神。按照韦伯的理解,这种精神在新教徒中已经表现出来了。这些新教徒把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看做是一种"天职",并因而兢兢业业工作。他们努力赚钱,但是赚来的钱是不能被任意挥霍的。按照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人们在生活中都必须有一种"冷酷无情的节俭"的精神。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历史,就会发现,早在宗教改革运动之前,即在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就开始出现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新资产阶级要求摆脱人们在肉体上所受到的束缚,当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们高呼"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的时候,他们所理解的人的幸福就是奢靡、挥霍的生活。在但丁时代就已经出现那种疯狂挥霍的暴发户,他们大手大脚花钱、放荡不羁行事。但丁在《神曲·地狱》之中也描述了当时资产阶级的奢侈生活":暴发户和突来的财富,佛罗伦萨哟,在你里面产生了,你已经为之流泪的骄傲和奢侈。"

  从《世界文明史》对于文艺复兴时代威尼斯人的生活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富裕商人的"自豪个性"以及他们对于自己的豪宅、装束的自豪。他们会炫耀自己的衣着和装扮。

  他们要模仿贵族来生活。从文艺复兴时代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中,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从诞生的一开始就把奢靡和挥霍作为一种值得追求的生活方式。他们还期望着一夜暴富,过上穷极奢华的生活。而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精神,即奢靡、挥霍、模仿、顺从、投机c的精神,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从未间断过。应该承认,自从宗教改革运动以来,新教伦理逐步在资本主义的精神史上占据了主导地位,而文艺复兴时代就出现的奢靡挥霍的精神则处于边缘地位。然而,这种处于边缘地位的资本主义精神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却逐步抬起头来。

  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精神从表面上看根本就不是资本主义精神,因为它与市场经济中所遵循的等价交换原则背道而驰。在市场交换中,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而交换价值又要根据商品中所凝聚的价值量来评估。如果购买了一种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那么这就是不经济的。然而,在文艺复兴时代,当新兴资产阶级试图像传统的贵族那样一掷千金地奢靡消费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按照资本主义的市场交易原则来行事。如果仅仅从经济学意义来说,炫耀和奢华是不经济的,不理性的。这种炫耀和奢华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生活中实用的需要,而是为了维持人们的社会地位和身份。新兴资产阶级为了表明自己的地位,也想像贵族那样生活。新兴资产阶级所表现出来的这样一种精神气质不仅不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特点,甚至具有反资本主义精神的特点,即与新教伦理完全对立的特点。比如说,他们那种喜欢炫耀和奢华的生活方式在具有巴洛克风格的艺术中表现出来。按照鲍德里亚的说法:"巴洛克风格又与反宗教改革运动相联系,与耶稣会教士试图第一次按照现代权力观念建立政治和精神世界的霸权这一事业相联系。"

  我们知道,巴洛克艺术以它的气势恢宏、炫耀奢华为特征,这种艺术风格恰恰就是针对宗教改革运动,针对新教徒所倡导的那种节俭、朴实的生活作风的。这种艺术风格又是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耶稣教会的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艺复兴时代的奢靡挥霍的精神气质是反资本主义精神的,怎么可能把这样的精神气质理解为资本主义精神呢?

  然而,如果我们不停留于这种表面现象,而更加深入地思考,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这种炫耀和奢华的精神恰恰体现了资本主义精神--模仿的精神,把不同的东西等同起来的精神。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核心原则就是等价交换的原则。等价交换原则的核心就是把一切性质上完全不同的东西都转换为一定数量的货币。于是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一切不同的东西都可以被等同起来。在新兴资产阶级通过奢华的生活方式而把自己与贵族等同起来的时候,他们所遵循的就是这样一种虚假同一性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没有等价交换的实践,但是等价交换的精神却被维持下来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会发现,一些富人花大价钱去购买一幅画作,其实他并非出于对艺术的爱好,也不具备真正的艺术鉴赏能力,而是出于炫富的需要。

  资本主义社会可以终止等价交换的实践,但是却不会终止等价交换的精神。其中的每个人都努力要模仿有钱人、有权人或者有知识的人的生活。鲍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所说的"仿像(simulacra)的三个等级"就是指文艺复兴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出现的这种模仿精神。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所说的工具理性精神,虚假的同一性等,也是指启蒙以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兴盛起来的这种资本主义精神。他们明确地指出:工具"理性本身就是模仿"a.这种精神在当今社会已经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鲍德里亚把这种精神理解为不朽的"精神实体".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像鲍德里亚一样,采取一种系谱学的分析方法。如果说这种精神在文艺复兴时代是以萌芽的形式出现的,那么这种精神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则已经深深地扎根于每个人的心灵之中。一种被新教伦理排斥在边缘地位的资产阶级精神如今不仅没有消失,而且成为每个人心灵中不灭的"精神实体".

  我们也可以学着鲍德里亚的腔调来说明这种情况:市场(经济的行为)消失了,因为市场(精神)遍布了整个社会。今后无论人们如何否定或者批判市场,批判市场经济如何导致社会经济不平等问题,市场经济制度都是欢迎的,市场经济制度可能会改变,但是市场精神却不会消失。

  当人们在批判市场制度所存在的问题的时候,人们忽略的恰恰是伴随着市场制度发展起来的、并且极端化了的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市场制度中所存在的问题是可以改变的,但是深深地铭刻在每个人心灵中的资本主义精神却是根深蒂固的,是一种不灭的"精神实体".今天,我们就要借助于系谱学的方法来揭示这个不灭的"精神实体".

  二、仿像的三个等级:资本主义精神系谱学

  鲍德里亚是从符号解放的角度来讨论仿像的三个等级的。在文艺复兴之前,符号与一定的等级秩序联系在一起。而在文艺复兴时代,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始模仿贵族。比如,原来宫廷中的绘画艺术盛行,而后来在威尼斯,一些中产阶级家庭也开始绘画唱歌等d,绘画艺术作为一种符号而从宫廷生活中解放出来。于是,鲍德里亚说":这是强制符号的终结,是获得解放的符号的统治,所有阶级都可以没有区别地玩弄符号。"

  显然,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资产阶级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生活态度:他们把生活中的许多东西,衣着、首饰、交通工具以及其他许多日常生活用品当做符号,而不是关注其使用价值。本来,他们不是贵族,但是他们要把自己打扮得像贵族一样,从鲍德里亚的角度来说,这是"仿冒"的贵族。这是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具有的仿冒精神。

  不过,资产阶级一开始仿冒的时候,是仿冒"自然"的。在那个时代,他们认为,模仿自然的东西才有价值。用鲍德里亚的话来说:"现代符号正是在‘自然’的仿像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比如,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模仿"贵族",模仿贵族秩序。在他们看来,这个秩序是神造的秩序,因而也是"自然"的秩序。他们也1因为如此,鲍德里亚认为,当初的资产阶级具有"世俗造物主"的雄心壮志。

  在这里,鲍德里亚用两个例子来说明资产阶级再造"自然"的雄心壮志。第一个例子就是耶稣会教士再造世界秩序的雄心壮志。如果说上帝在人间制造了一个天主教的教会体系--一个被看做自然秩序的体系--的话,那么耶稣会教士则要把这个体系扩展到全世界。他们把全世界分解为不同的教区,并创办了各种教会学校,从而"重新塑造儿童的理想自然"i.我们甚至可以说,耶稣教会士都是仿冒的造物主,他们仿冒上帝建造的自然秩序,用仿冒"理想自然"来代替儿童的自然心理。鲍德里亚极度蔑视这种只会模仿、对他人在精神上绝对顺从的人。正是从仿冒、顺从的意义上,我们把耶稣教会的精神理解为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精神。第二个例子是,在法国阿登山区有一个叫雷诺的厨师,这个厨师用混凝土制造了各种家具,乐队的各种乐器,乃至野猪、绵羊等。在鲍德里亚看来,这个雷诺就是"世俗造物主"的典型形象,也是最初资产阶级的典型形象。用人工的材料再造"自然",重新构造自然的秩序。

  资产阶级的这种模仿"自然"的造假不是没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把自己变成了"自动木偶".对于当初的资产阶级来说,只有像贵族那样的人才是"自然"的人,他们要模仿贵族,学习贵族。如果他们穿得像贵族,吃得像贵族,他们就成为贵族了吗?他们实际上成不了贵族。这是因为,本来贵族只是率性生活,而模仿贵族的人则是在表演生活,他们要努力让人看到自己像贵族那样生活。这与舞台上的木偶相似,本来木偶的表演都是由人在下面操控的,但是"自动木偶"是没有人操控的。顺便指出的是,鲍德里亚所说的"现代"即英文中的"modern"就是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的,从符号解放的时代开始的。正因为如此,"现代"这个词具有复古的意思,即复兴古代的文化、模仿古代文化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文化从一开始就有模仿的特征。也正因为如此,鲍德里亚强调,"现代"这个词有两个时间维度,即线性的时间维度和循环的时间维度。

  如果说在文艺复兴时代,资产阶级把自己变成了"自动木偶"的话,那么从工业革命开始,资产阶级把自己变成了"机器人"."机器人"继承了"自动木偶"的那种模仿精神。不过,"机器人"的模仿和"自动木偶"的模仿有很大的差别,机器人的模仿是"相互模仿",而不是模仿自然。一个机器人可以复制出许多类似的机器人,机器人的生产都是把同样的东西批量生产出来。然而,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机器人"是人的极大倒退。这是因为,"自动木偶"至少还要像真正的"人"那样生活,因此,总是有一个形而上学问题困扰着他们:他们这个样子究竟像不像"人"?他们的仿冒和真实之间(现象和本质之间)永远都会有差别。而"机器人"则取消了这个形而上学问题,他们不再询问"镜像"和真实之间的关系问题。

  机器人所进行的工作是批量的复制,是同样东西的再生产。因为这里不存在反映和被反映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只有绝对的模仿。当"机器人"的这种批量生产发展到极端的时候,就会出现生产过剩。当生产出现过剩的时候,社会就需要用各种方法刺激消费,刺激生产,于是生产就进入了"再生产"阶段。这种再生产看上去和生产没有差别,而实际上这只是生产的模仿。同样,各种刺激起来的需求不是人自发的需求,可以说是需求的模仿。我们也可以把这种模仿(simulation)称为仿真。这种再生产看上去是真生产,但是,却不一定是真正有用品的生产。准确地说,这种生产既不真,也不假,它超越了真假。鲍德里亚用"仿真的超级现实主义"来说明这种状况。

  在这种状况中,人们的模仿太真实了,以至于真实和虚假已经无法区分了。在这种不真不假的模仿状态中,人就成为像"代码"一样的东西。显然,当一个人无法区分真假的时候,就无法用理性来进行有效的选择。在这里,人不能进行任何反思,而只能用"是"或者"否"来回应。当过多的消费品对我们进行刺激时,比如,当各种广告进行宣传时,我们无法区分真假。在无法区分真假的时候,我们只能简单地接受或者拒绝。同样,当社会在对我们进行调查的时候,也把我们当做"是 / 否"(1/0)中的一个代码。这就如同西方社会在进行全民公决的时候一样,所有的人都可以被概括为"1/0",并据此进行统计。在这里,我们试想,如果在当代社会中不存在符号的解放,或者说,如果不存在到处都出现的各种电视、广播、报纸,如果每个人都仅仅根据自己的理性思考来进行判断,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种全民公决反映了民意。但是,在如此大规模的复制符号的轰炸之下,人们已经无法判断真假。在这样的背景下所进行的全民公决与原初的全民公决或者公民选举是一样的吗?我们既可以说是一样的,也可以说是不一样的。

  从鲍德里亚对于仿像的三个等级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系谱学分析方法的特点。第一,原来在文艺复兴时代处于边缘化的模仿精神,只有少数人所具有的模仿精神,在现代社会中扩展开来,成为社会中的普遍精神。这是具有历史学意义的分析。第二,虽然模仿的精神没有变,但是模仿形式却发生了变化,最初的模仿即仿造是对自然的模仿,其次的模仿是生产,是相互模仿,最后的模仿是在完全解放了的符号下所进行的模仿。比如,当生产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产而是再生产的时候,符号化了的生产即再生产,模仿了生产。这三个等级的关系是倒退的关系。模仿越发展,人越是受到束缚。第三,这三个等级不是一个取代另一个,而是相互包含的。比如,仿造意义上的模仿在再生产阶段没有被消除,而是极端地扩张了。

  由于生产过剩,消费完全是符号化的消费,比如人在外部刺激下购买的许多没有用的东西,这与当初的资产阶级炫耀性的消费在性质上是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再生产阶段不会没有生产,而只是表明,在再生产阶段,生产和再生产已经无法区分了。

  三、作为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精神

  从韦伯的分析中,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精神是用来为资本主义制度提供正当性的。而模仿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精神怎么可能为资本主义提供正当性呢?在这里,我们要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意识形态概念,而把意识形态物质化。阿尔都塞曾经指出:"意识形态具有一种物质的存在。"

  这是从意识形态的功能上来说的(这并不否定马克思关于思想观念形态的意识形态),如果一种意识形态只能从理论上来证明某种制度的正确性,而不能使人参与到这种制度中来,那么这种意识形态的功能就是非常有限的。而物质形态的意识形态就是要看人们是否真正地投入到这个制度中去。一个人去教堂祷告就是对宗教信仰的正当性的认同,同样,一个人去市场购物,就是对市场制度正当性的认同。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不会局限于从理论上强调市场交换是平等的交换,也不满足于用合理性的核算来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而要通过各种措施把人吸引到资本主义运作体系中。这些措施已经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已扩展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

  如果市场交易是公平交易,那么为什么一些人能够通过这种"公平交易"而获得富可敌国的财富,而另一些人只能维持基本生活?如果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完全是按照合理性的核算来进行的,那么现代企业为什么要缴纳失业保险,为工人的"休息"支付报酬?显然,如果仍然停留在公平交易或者理性核算的理论上,那么当代资本主义系统难以得到有效的辩护。这不是因为理性核算不重要,不是因为平等交易不重要,而是因为,对资本主义系统来说,最重要的是,所有的人都投入到资本主义系统中去。它所采用的方法就是不断地刺激人们购买,不断提升消费的等级,从而使资本主义系统得到维持。如果人仅仅从实用的角度来购买,那么人只会购买自己生活中所需要的、有用的东西,但是资本主义的系统却要不断地引诱人们去购买对于自己不实用的东西。尤其当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生产过剩的时候,产业的升级、产品的升级都成为诱导人们消费的方式:更高级的皮包、更高级的汽车、更高级的游艇,甚至去外太空旅游,等等。资本主义就是要通过改变人们的心理需求来维持资本主义的社会系统。或者按照鲍德里亚的说法,资本主义从它诞生的一开始就力图把人变成"自动木偶".一旦人成为自动木偶,那么人就必须把自己变成机器,从而维持作为"自动木偶"的需求。最后人被诱导得像巴甫洛夫式的"狗",失去了自我反思的能力,只能对社会所提供的各种刺激点头称"是",或者摇头称"否".一旦资本主义社会把人们各种不同的需求调动起来了,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系统就得到了维护。在这个系统中,人们愉快地消费、投票、选秀。凡是人能够想到的快乐,资本主义系统都能够给我们提供出来,甚至我们自己没有想到的快乐模式,资本主义社会系统都给我们想到了。

  资本主义社会不会反对人们咒骂资本主义,它甚至鼓励人们咒骂资本主义。这是因为,无论人们如何咒骂资本主义血腥,咒骂它每个毛孔上都沾着血迹,资本主义都会安然无恙,它总能够安然渡过各种危机。

  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精神已经渗透到每个人的精神系统和血液中去了。所有的人都想要比尔·盖茨的富裕,所有人都想要有花花公子的奢侈和快乐。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斯·韦伯会有不同的看法。他说":自从有了人,就有了对黄金的贪欲。"

  是的,不可否认,哪有人没有贪欲呢?如果有人没有贪欲,那是因为他抑制了自己的贪欲。但是,资本主义社会所诱发的这个贪欲与前资本主义不同。前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那种"平等观念",而资本主义社会设计了"平等"的观念,设计了"同一性"逻辑,前资本主义不存在这样的同一性。

  或者用鲍德里亚的说法,那个时代,"符号"的解放没有得到实现。资本主义的平等观念告诉人们,所有人都有机会成为比尔·盖茨,所有人都可以像任何一个富翁那样消费。即使你现在没有钱,它也可以借钱给你消费。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指出:"在统计学支配一切的时代,最大的讽刺莫过于,公众从屏幕上就已经把自己与百万富翁等同了起来,最大的迟钝莫过于,人们忽视了大多数原则。"

  从电视上,从屏幕上,我们都相信,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百万富翁。我们确信机会对于我们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但是,我们却忽略了这样一点,只有少数人才有获得机会,而大多数人都不可能。但是,资本主义系统就是要玩弄公众和幸运儿之间的平等与差别。资本主义社会系统如同现代电视中的选秀节目一样。本来大众选秀中的幸运儿就是我们身边的人,与我们没有差别,但是,一旦他成为幸运儿,他和我们之间就有了天壤之别。

  人们就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系统这个"选秀"节目中,人们都是这个舞台剧中的演员。不过,鲍德里亚更极端一点,他认为人们不过是这个舞台剧中的"自动木偶".无论人们如何咒骂资本主义社会系统,人们都会持续不断地去参与这个选秀节目,想象自己能够成为"天才"或者"幸运儿".

  资本主义还喜欢"危机".因为"危机"是资本主义系统进一步升级的机会,对于它来说",危机"就是"转机".比如,当石油危机出现的时候,资本主义社会系统开始进行"能源革命",或者说,能源革命恰恰把许多新的需求生产出来了。当新的需求创造出来的时候,资本主义系统的再生产就可以得到维持。现在出现的是生态危机。生态危机从一个意义上来说,也是生产新需求的绝佳机会。

  于是,在这里,人们必然会提出一个问题:资本主义系统为什么要通过"危机",通过人们的批判来维持系统的运行呢?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似乎给出了一个更深刻的回答。这是资本主义的"诡计".在《启蒙辩证法》中,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用奥德修斯神话来说明资本主义系统的这种狡诈。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看来,奥德修斯就是一个狡诈的生意人。

  他在回乡(回乡是一种隐喻,必须回家守护财产)的途中要受到海妖塞壬的诱惑。海妖塞壬的美妙歌声会使水手们失魂落魄,并由此而葬身大海。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奥德修斯使用了一种工具理性的精神。他把自己捆绑在桅杆上指挥水手划船,而水手们都塞住了耳朵。这种工具理性的方法使奥德修斯和他的水手们保存了性命。但是,他们却无法享受生活:水手们无法享受美好的音乐,而奥德修斯虽然能够享受美好的音乐,但是必须把自己捆绑起来(比喻在内心里把自己束缚起来)。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把这种方法称为"取消牺牲的牺牲".

  从这个比喻中,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试图要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系统中,人由于要获得竞争中的胜利,就必须约束自己。但是人对于自己的这种约束却使人无法真正地享受生活。"生意人"奥德修斯虽然能够听美妙的歌声,但由于他是用生存斗争原则把自己束缚起来的,因此,他无法真正地享受生活。在生存斗争中,人都要使用各种诡计,这个诡计的核心就是用"牺牲来对付牺牲",用自我否定(用绳子把自己捆绑起来)来对付死亡的威胁。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系统也是如此,它用自我牺牲、自我否定的方法来保持自我的生存。或者说,资本主义就是用危机乃至牺牲资本主义制度实践(比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福利国家)来维持资本主义系统的运行。

  这个系统中的人也是用自我否定的方式来进行生存斗争。为了生存斗争,人们或像资本家的原始积累那样,用节俭以及理性的核算来约束自己。这就是韦伯所说的那种资本主义精神。奥德修斯的水手们是如此,那些期盼自己在"选秀节目"中成为"幸运儿"的"平庸之辈"也是如此。生存斗争的原则把他们束缚得如此之紧,以至于他们不能真正地享受生活。由此,我们可以说,节俭是生存斗争的需要,只有节俭,人们才能在资本的竞争中获胜;奢侈也是生存斗争的需要,奢侈表明自己是生存斗争的胜利者,从而赢得人们的信任。何时奢侈,何时节俭,这就要看生存斗争的需要。

  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完全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资本主义精神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同时存在。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保持资本主义系统运行的资本主义精神,而模仿的精神是通过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方式来保证资本主义的运行。资本主义社会系统会同时使用这两种方式。于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常常出现奇妙现象,一方面,它鼓励人们不断增加投资;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刺激消费。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如今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制度可以被限制,但是资本主义等价(模仿)精神却不会消失。某些福利国家甚至被称为"民主社会主义".这种现象大概可以被说成是,资本主义制度或者资本主义实践可以终止,但是资本主义的精神不会消失,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等价的原则)不会丢。这就是资本主义系统的"启蒙辩证法".

  四、资本主义精神的现实危害

  在文艺复兴时代,模仿贵族生活方式的那种习性不过是少数新兴资产阶级的事情,而许多贫苦百姓是不可能感染上那种习性的。而如今,当资产阶级革命打破了等级制度,机械化大生产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更加容易的时候,少数资产阶级的这种习性似乎已经传染给一般普通百姓了。耶稣教会士的精神已经彻底"世俗化".

  按照鲍德里亚的分析,模仿是资本主义的精神,而按照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分析,同一性的逻辑是启蒙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逻辑a.如同模仿不可能使两个东西完全相同,资产阶级也不可能期待真正的同一性,而只能是虚假的同一性。当它把所有不同使用价值的东西都转换为价值的时候,它就是通过同一性掩盖差别。当它宣布所有的人都有同等的自由或者权利的时候,就是要掩盖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当它宣布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成为资本家的时候,实际上它已经设计好让许多人不能成为资本家。它就是要制造这种差别,只有这种差别存在,人们才有可能努力模仿。货币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要达到货币占有者之间的不平等。只有货币占有的不平等,时尚的消费才能变得疯狂。人们在疯狂的时尚消费中不是购买使用价值,而是要购买交换价值。在一般的时尚消费中,人们还要考虑风格、品牌,而在疯狂的消费中,风格和品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唯一性,它的少量性,它的高昂价格。令人咋舌的限量版汽车或者绘画,重要的不是它的风格,而是它的价格。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制度表面上要实现平等,而实际上恰恰是要制造差别。

  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知道,少数"自动木偶"在模仿"贵族"的时候,还会询问一些形而上学问题,他们还要问:"下面有什么?里面有什么?后面有什么?"这就如同今天的某些人还要问,这样模仿其他人的生活方式究竟有什么意义?他们还有关于人生价值的追问。然而,当大多数人已经从"自动木偶"状态进入了"机器人"乃至"代码"状态后,形而上学问题在他们那里已经终结。他们像"代码"一样接受刺激,面对刺激,他们似乎也有自己的选择,不过这种选择就是"是"和"否"的选择。看上去他们的消费没有学别人的,他们不过是为了差别而制造的差别。这里的核心仍然是模仿。从表面上看起来他们与别人不一样,而实际上又那么相似。那些搞怪的发型,奇特的设计,不断张扬的伪个性不过是时尚中的不同风格而已。在这里,人们不再问生活的意义,彻底放弃了形而上学。当人迷失在张扬的、疯狂的时尚消费的时候,人的精神空虚了;当人沉迷在模仿别人的娱乐之中时,人陷入了无思想的精神危机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模仿精神就是"精神"的死亡。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也指出了当代人的这种精神危机,"娱乐所承诺的自由,不过是摆脱了思想和否定作用的自由".

  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于奥德修斯回乡故事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当人随时面临着死亡威胁的时候,必须为自我持存乃至生存斗争而努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如果没有工具理性精神,就无法生存。但是,当物质生活条件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时,自我持存的必要性已经不存在了,那种自我束缚的工具理性精神已经没有必要了。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话来说,"随着支配自然的力量一步步增长……,理性社会中的合理性已经不合时宜".但是,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系统的运行,这个社会必须把生存斗争的模式永恒化,鼓励人们用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把自己束缚起来。这导致人们为生存斗争而拼杀,用各种"狡诈"方法来征服别人。在生存竞争的束缚下,人们的各种炫耀不过是一场表演,它意在告诉其他人,他们是生存斗争中的胜利者。他们获得的是一种胜利者的快感。实际上,这不是快感,而是被压抑本能的宣泄,是心理力量的扭曲。用交换价值来换取"交换价值",不过是无意义的重复和无意义的自我劳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又为什么要用仇恨和嫉妒束缚我们自己,牺牲我们自己,而使我们自己无法真正地享受美好生活呢?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话来说,这个时候,"牺牲是多余的".在这里,我只是要强调,美好生活的追求不是把自己束缚在生存斗争的框架中,不是把自己束缚在奢侈品消费的比拼上,不是把自己束缚在无意义的"交换价值"游戏上,而是要摆脱这种虚假同一性或者模仿的束缚。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有自己的理性思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也不是要鼓励人们成为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所说的那种"吃莲子的人".吃莲子的人生活于比奥德修斯更古老、更野蛮的时代。吃莲子的人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想"回家".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看来,这些吃莲子的人不过是要回到传统的那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状态上去。他们说,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景象是要"将牢固的社会秩序维持在最低的水平上,它借助于毒品帮助人们忍受了无法忍受的生活".而今天我们就是要告诉人们,在模仿的生活中,在虚假同一性的体系中,人也是医学专用自己,而以为自己生活得很快乐,这是一种精神的痛苦。告诉人们这种精神痛苦就是要让人们从束缚自己的精神痛苦中解放出来。幸福不是用毒品(生存斗争的逻辑、模仿的逻辑就是一种精神毒品)医学专用自己,而是要"彻底消除苦难".对奢侈、模仿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的批判不是鼓励人们返回到原始的田园生活中去,而是要使人们"彻底消除苦难".只有那样的生活才是真正幸福的生活。

下页更精彩:1 2 3 4 下一页